俄罗斯的军用无人机技术，从苏联时代发展到现在，早已经从一流跌落到了三流。而我国的无人机事业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起步的，可以说出道就与世界主流同步。后来也同样遭遇了曲折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国军用无人机首次投入实战时，在技术上已经落后西方国家20年，但幸运的是我们在运用理念上依然与世界主流保持同步。最终，凭借着制度上的优势，坚持不懈自主实践探索的同时，通过积极争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，最终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技术路线。如今，我国军用无人机技术已经衍生出门类齐全的优秀产品，也足以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。回顾我国军用无人机的发展之路，时时处处体现着“理念先行，实战牵引，以我为主，目标导向”的中国智慧。筚路蓝缕——站在苏联的肩膀上起步我国的军用无人机事业，可以追溯到1956年。当时，我们进口了苏联刚刚列装不久的Ла-17К型无线电遥控无人靶机，用于部队训练和新型装备的研制。在1959年4月19日和1959年11月16日，我国又先后完成了С-75地空导弹系统和МИГ-19П歼击机配套的К-5М空空导弹的实弹测试。
挂载Ла-17К无线电遥控靶机的ТУ-4重型轰炸机平台 在引进苏联先进产品的同时，我国还制定了《1956-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》，其中就提出了自研无人驾驶飞机的想法。在1958年6月，为了向国庆9周年献礼，在北京航空学院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时名）的牵头下，国产无人机进入工程试制阶段。不过，因为当时技术不成熟，最终以AH-2双翼运输机改装的“北京-5号”无人机，直到1959年1月31日才完成全程无人试飞。 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我国无人机事业艰难迈出第一步时，中苏关系破裂了。1960年苏联停止供货并撤走专家团队，我国的无人机研究和使用陷入了瘫痪。当时我们引进的Ла-17К型，采用空中投放的发射方式，需要与ТУ-4改装平台配合使用。可是，当时全军一共只有12架ТУ-4型重型轰炸机，而这些宝贵的“四发重轰”平台还有很多其他任务，不可能用来保障全军的日常训练。而以运-5平台改装无人机，只是简单的技术验证，并不具备作战价值。
研制中的CK-1型样机 当时国家在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困难，只能优先保障以“两弹一星”为主的国防尖端技术研究，紧迫性并不高的无人机项目暂时陷入了停滞。不过，国际局势的突变也带来了转机。1965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后，开始使用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频繁入侵我国领空。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巨大价值，引起了国防工业部门的高度重视。于是，1968年三机部向南京航空学院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时名）下达了以Ла-17К为参照，研制国产无人机的命令，代号就是“长空一号”。 作为靶机的Ла-17К对续航时间要求不高，原装的РД-900型涡轮喷气发动机只能提供8.5分钟的飞行时间，不能满足下达的指标要求。后来赵煦将军（在200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）提出了使用歼-6系列飞机替换下来的WP-6型涡轮喷气发动机，来提高“长空一号”的飞行性能。不过，WP-6型的推力是РД-900的7倍，而且改装之后全机重心发生很大变化，实际上整个飞机都需要重新设计。 在全面备战的大环境下，国产无人机的研制很快取得了进展。1969年12月22日“长空一号”首飞成功，1977年10月25日“长空一号”（CK-1）正式设计定型，定名“无人驾驶-5甲型飞机”（无-5甲）。经过系列化的发展，“长空一号”陆续衍生出CK-1中高空靶机、CK-1A核试验采样机、CK-1B低空靶机、CK-1C高机动靶机等型号，满足了我国尖端武器试验的急需。
试验人员从CK-1A的取样罐中回收样品 无人机核试验采样技术，当时只有美、苏、英等少数国家掌握。而在此之前，我国在大气层核试验中的采样，都是使用改装的歼-6，需要在起爆后40分钟才能穿越蘑菇云。这时一些短周期元素已经衰变，大气核尘埃也已经出现部分凝结，采样效果不理想不说，飞行员的健康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威胁。而无人机可以在爆炸后就穿越蘑菇云，从而能取得宝贵的早期样品，是最佳的大气取样方式。 在“无-5甲”的国家鉴定试验基本完成后，南京航空学院向国防科工委提出了改装核试验采样无人机的建议，在1977年3月获得正式立项。在1977年9月的大气层核试验中，首次无人机取样获得成功。在次年试验中，双机遥控同时取样获得成功。1980年我国最后一次大气层核试验，空中取样全部由无人机完成。1985年“靶-5I型大型靶机和无人取样机”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。 无人机航空侦察存在空白，美国人送来“厚礼”虽然凭借“长空一号”在大气核试验取样域追赶上了国际主流水平，但是在无人机航空侦察上的空白还没有填补。而美国送上门来的“礼物”，意外地帮助我拉近了与西方国家的技术差距。 从1964年8月到1971年3月，美军大量使用高空无人机深入我国领空进行侦察，我军先后击落和缴获美军各型无人侦察机21架。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就陈列着1架BQM-147H和1架D-21B残骸。在国土防空战斗中，我国曾回收了2架相对完好的BQM-147H（AQM-34N）型无人机残骸。于是，在1969年底，三机部指示北京航空学院对缴获的美军无人机进行修复、测绘和仿制。
国土防空作战中在广西缴获的美制BQM-147H无人机 虽然是对成品进行修复，但是没有配套的引导站，这项工作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轻松。修复后的BQM-147H于1970年9月18日以地面发射的方式首飞成功。我国自行制造的仿制型，也于1972年11月28日在空中投放试飞成功。1980年12月25日定型为“无侦-1型”（生产代号“长虹-1号”），第二年3月正式装备部队。 “无侦-1型”属于高空高亚声速无人机，具备全天候照相侦察能力，由改进后的图-4平台或者运-8平台在空中投放，以降落伞方式回收。它采用WP-11型小型涡轮喷气发动机为动力，巡航速度800-820公里/小时、最大航程2500公里、实用升限17500米、翼展3.91米、全长7.01米、机高2.04米、重量934公斤，可用于高空照相侦查、地质勘测、大气采样等，能在17500米高度拍摄幅宽42千米、幅长600千米范围内的地面目标。
我军改装的运-8无人机投放平台 “无侦-1型”是我国最早参加实战的无人机。1986年1月11日，空36师106团（侦察干扰团）出动运-8载机，投放“无侦-1型”2批2架次，对我老山前沿的越南河口、官坝地区进行照相侦查，共发现目标116个。不过，随着边境地区局势逐渐趋于平和，这次行动也成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，空军唯一一次进行无人机侦察。 虽然“无侦-1型”的技术水平还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，在当时也已经落后西方国家20年。但是对于我国而言，无人机航空侦察的效果，在实战中得到了有效验证。这也坚定了我们紧随世界潮流的设想，在联合作战中积极而广泛地使用无人机。 南疆烽火，国产小型侦察无人机立下大功其实，“无侦-1型”的参战，并不是我军的首次无人机实战运用。在此之前的1985年12月，赴老山前线轮战的67军就已经成功地实施了无人机照相侦察，配合步兵与炮兵取得了重大战果。 虽然当时空军参加了轮战，但是受制于边境线的政治制约，航空侦察每年只能保障1次，而且需要报请上级批准，不能满足陆军部队的需求。之前表现神勇的Cymbeline MK-2炮兵侦察雷达，在1984年7月遇袭战损后还未能修复。老山前线山高林密、气候潮湿、多雨多雾，敌方与我方长期对峙，阵地犬牙交错、雷区遍布，前沿通视条件差，传统的侦察作战方式遭遇了极大困难。
在南疆前线的改装无人侦察机 在67军接到参加轮战命令的时候，正值部队开展装备技术革新活动。面对侦察作战面临的困境，军党委经过研究，决定抽调军高炮团的航模组参战，改装航模靶机用于照相侦察。其实，之前首批参加轮战的11军，也曾尝试过类似的改装，但是没有取得成功。于是，67军向11军借调了航模技术骨干，协助开展改装工作。1985年10月12日，由BJ-7104型航模靶机（部队代号II型靶机）改装过的小型无人照相侦察机试飞成功。 当时，在技术审核时，曾有人对航模靶机的可靠性和生存能力提出异议。但是，结合高炮部队的训练经验，实际上使用轻武器或者高射机枪，是很难有效跟踪射击灵活的小型航模靶机。同时，因为红外特征不明显，雷达截面小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越军的地空导弹和便携式防空导弹构不成威胁。由小型靶机改装的无人机，因为飞行高度较低、航速较慢，所拍摄的航空照片受大气散射影响小，图像畸变少，比例尺较大，具有较高的分辨率，很适合对敌反斜面阵地和遮蔽地段内的重要目标进行侦查。
我军无人机拍摄的405高地地区航片 改装小型无人侦察机的工作在1985年9月展开，10月12日首次进行境内飞行验证，到12月10日首次出境执行任务。这次任务，对预定的“12·2”前出拔点作战的405高地附近地区进行照相侦察，先后对越军在清水、那拉和黄泥坝地区的阵地进行低空拍摄，成功获得一批高清晰度的航片。 1985年12月2日，我67军199师596团7连和597团4连的出击作战取得重大胜利，在炮兵的配合下，共毙伤俘敌408人，摧毁越军85以上口径火炮9门、迫击炮17门、重机枪6挺、汽车2辆、工事144个、屯兵洞23个。
我方无人机拍摄得越军167高地反斜面阵地 在1986年1月28日，67军138师412团出击上黄泥坝的战斗中，我方通过无人机航拍侦察，先后探明越军1处隐蔽迫击炮连级阵地和1处隐蔽屯兵洞。在战斗发起后，我方炮兵准确地摧毁了越军的迫击炮阵地，步兵顺利完成了搜剿残敌的任务。此次战斗，我军以牺牲3人的代价，取得毙敌53人、伤敌33人。不仅如此，我军还炸毁敌火力点7个、掩蔽部3个、自然洞穴2个，简易隐蔽所和猫耳洞数个，炸毁敌武器、装备、物资大部。 后续参加轮战的部队，通过“传帮带”的优良作风，积极学习和拓展了无人机的运用经验，在战斗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虽然改装的航模靶机在技术水平上，与国外存在10年以上的差距，但是使用无人机配合营、连级分队，为队属炮兵提供实时侦察和目标指示，这在作战理念上已经与同时期美军一致。当年我们的装备技术水平不高，但是依托先进作战理念，以及积极开展尝试取得的经验，为我们指明了相关研究的突破方向，也为后续的技术井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，中国无人机实现跨越式发展在今天国际军贸市场上，国产“翼龙”系列和“彩虹”系列察打一体无人机，是同类产品中销量最大的明星产品。而这条技术路线的起点，就来自于曾被称为“自杀式无人机”的巡飞弹。 巡飞弹是一种在投放后，可以在目标区上空，进行15分钟以上的巡逻飞行，能对目标保持长时间威胁的智能弹药。它是微型和小型无人机的技术延伸，满足了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，“发现即摧毁”的快速火力反应的需求。
以色列与联邦德国联合研制的DAR反辐射无人机 在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中，以色列出动无人机诱使地空导弹雷达开机，配合战斗机发射的反辐射导弹，重创了在贝卡谷地的叙利亚野战防空系统。这次引发现代防空作战的重大变革的战例，在当时受到了我国相关部门的重点关注。 地处冷战前沿的联邦德国，在1989年提出一份武器招标需求，要求研制一种能长时间在空中盘旋的反雷达无人机，用以压制驻民主德国苏军的防空系统。以色列飞机工业有限公司（IAI）参加竞标后，与德国的道尼尔（Dornier）公司组成联合体，合作进行反辐射无人机研发。 不过冷战很快结束，两德统一后因为国防经费的削减，道尼尔的DAR研发无疾而终。而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研制的Harpy则在1995年首飞成功，于1997年首次公开亮相巴黎航展。
仿制Harpy的国产ASN-301反辐射巡飞弹 当时正值紧张的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中，面对世界上密度最大的地面防空火力体系，量大、廉价的反辐射压制手段，是当时的我军亟需突破的重大瓶颈。基于对相关信息的长期跟踪，在“哈比”首次亮相国外航空展会后，我国果断决定予以引进。在2004年订货交付后，我国又以此为基础，仿制改进出国产化的ASN-301反辐射无人机。 从引进“哈比”到ASN-301的国产化，再到彩虹-3A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出口，在从2004年到2009年的短短5年时间里，在军用无人机领域，我国实现了全面的拓展与突破，也实现了门类完善的系列化发展。至此，除了在部分技术指标上与国外尚有差距外，我国的军用无人机水平基本达到国际主流水准。 而在2012年至2019年间，随着翼龙-I/II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、彩虹-5大型察打一体无人机、攻击-11隐身攻击无人机的相继出口和列装，我国的军用无人机在技术性能上，达到了与国外同类武器平起平坐的水准。我国不仅实现了与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的全面对标，也达到了与西方国家分庭抗礼的水平。
WZ-8型无人侦察机 面对美军强大的航母战斗群，我们也遇到了苏联海军曾经遭遇的难题：如何发现、识别与查证远海运动的目标。在美军海军一体化火力控制-制空系统（NIFC-CA）的高威胁环境下，常规空中侦察没有胜算。为此，我们借鉴了苏联在高威胁环境的无人机突防经验，推出了堪称ТУ-123“精神续作”的WZ-8型（无侦-8）火箭动力无人侦察机。它可以利用防空导弹与反导导弹在临近空间内的“天窗”，进而填补了反航母作战体系中最后的缺口，还实现了对西方国家 “人无我有”的技术超越。 纵观我国军用无人机发展史便能发现，武器装备的研制，必须首先理顺运用理念，只有以作战需求为牵引，以服务自身需求为目标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，坚持“以我为主自力更生”的原则，才能实现跨越发展。 |
